1927年4月18日，在北伐胜利的基础上，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中国的22年间，同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进行过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些斗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7年至1945年，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第二阶段从1945年至1949年，斗争的对象是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
第一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不仅宣称奉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并且做出了某些表示，如宣布要经过正当手续废除“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酝酿收回列强在华强占的租界等等。（注：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对于西藏问题，南京政府非常重视，甫经成立，就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的关系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是设立相应的负责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以法律形式确定西藏的地位，建章立制。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在宪法中重申西藏、蒙古均为中国领土。1929年2月在行政院下设立蒙藏委员会，专职管理蒙古、西藏行政事务，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而后，南京政府于1929年认定清朝的《理藩院则例》为民国之特别法，“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得酌予援用。”1931年6月，南京政府制订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一章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其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了国民大会的代表及立法院、监察院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应有来自西藏的人选。（注：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第478-479页。拉萨，1986年。）这样，南京政府就建立起了负责处理边疆蒙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以立法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西藏的政治地位，保证了中国中央政府治藏立法的历史连续性。
其次，是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和建立培养蒙藏人才的学校。南京政府注意到了培养边疆少数民族人才的意义。蒙藏委员会成立后，在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蒙藏学校。为示重视，由蒋介石亲自出任南京蒙藏学校的校长。后来藏族中出现的平措旺杰等一批最先接受内地进步思想的藏族青年，其中多人就曾在这所蒙藏学校读过书、国民党的一些理论家，如戴季陶等人，也在宣传汉人、蒙古人、西藏人同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应该团结反帝；要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就要唤醒与联合国内蒙古、西藏、新疆和青海的弱小民族，一同奋斗，等等，提醒国人注重边疆民族问题。（注：戴季陶：《革命的知识与革命的工作》、《我们要怎样宣传主义》，见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3年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第206、339-340页。）
再次，是与以达赖喇嘛十三世为首的噶厦加强联系，采取种种措施努力增进西藏方面对于祖国内地情况和局势的了解。以达赖喇嘛十三世为首的噶厦政府和当时已经在内地的班禅九世同样高度重视南京政府的成立，并主动与之进行联系。1928年冬，达赖喇嘛指示西藏派驻山西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到南京晋见蒋介石，探询新的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态度。蒋介石致函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注：蒋介石致达赖喇嘛函（1929年1月），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第485页。）对达赖喇嘛积极与中央联系的作法予以肯定。1929年9月，达赖喇嘛又派出西藏驻北京雍和宫堪布棍却仲尼和译员楚臣丹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表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注：棍却仲尼代表达赖声明三事（1929年8月16日），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第486页。）
蒋介石于一个月内两次接见棍却仲尼一行，并且决定委派其为“赴藏慰问专员”，将新的中央政府处理藏事的方针政策转告达赖喇嘛。南京政府还派出刘曼卿女士，以南京政府文官处书记的名义取道西康入藏，派出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偕部属谭云山经由海路取道印度入藏。
在西藏方面与中央关系开始好转之后，班禅九世返藏一事提上日程，而英国政府则多方干预。围绕班禅九世返藏问题，发生了南京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一场斗争。
达赖十三世与班禅九世有师徒之谊，早年两人曾经共同抗击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后因英国的挑拨离间及清朝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双方发生龃龉。民国初年，达赖疏远祖国，奉行亲英政策，对坚持反对英国侵略、亲向祖国的班禅不能相容。班禅被迫于1923年底逃离自己多年住锡的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到达内地后，班禅四方奔走游说，呼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唤起国人关心藏事，但时值中国外遭列强欺压，内部军阀混战之际，西藏问题无从解决。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班禅受到鼓舞。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发生冲突，加之达赖已有欢迎班禅返藏的表示，班禅即向南京政府提出返藏要求。（注：班禅请求回藏弭止尼藏战争事致蒙藏委员会呈（1930年4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7页。）
班禅返藏，不仅可以重新确立他本人作为西藏佛教格鲁派两大领袖之一的地位和威望，解决藏事中悬搁多年的一个问题，而且有助于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正常关系。南京政府乃于1931年7月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又于1932年4月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批准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拨发经费，任命专使，拟由中央派卫队300人护送班禅返藏。（注：国民政府明令册封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之册文（1931年7月1日）及以下各件，载《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33页及以下各页。）
1933年恰于班禅积极准备返藏之际，达赖十三世圆寂，形势发生变化。一方面，青、康地区和后藏的僧俗群众要求班禅早日返藏的愿望更为迫切；一方面，英帝借此机会在拉萨当局中挑拨离间的活动也更为猖獗。
班禅返藏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因其不利于英国的侵藏政策，遭到英国的多方阻挠和破坏。得知南京政府将派员护送班禅返藏的情报后，英属印度政府立即决定派出以锡金行政官威廉逊(F·Williamson)为首的代表团入藏。1935年8月，威廉逊使团抵达拉萨，先在拉萨造谣称“中国内地未平，不能西顾”，挑拨噶厦以武力抗拒班禅返藏，继而鼓动噶厦致电蒙藏委员会，提出“中央直派汉藏官兵护送，民众深滋误会，佥[qiān]
认中藏和好绝望”，要求中央护送班禅官兵一概不得入藏。（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2-2713页。）
1935年11月、1936年2月，英驻华大使贾德干(Alexander
Candogan)两次亲往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反对南京政府派员护送班禅返藏。威廉逊病死于拉萨后，英属印度政府旋即派出以新任锡金行政官古德(Basil
Gould)为首的另一个代表团，于1936年8月赶赴拉萨向噶厦政府施加压力，要其以书面声明的形式“抗议”南京政府护送班禅返藏的卫队入藏，并请英国驻华大使馆代为转交。其时，英国没有理由、也不便公开反对班禅反藏，所以只是在班禅返藏路线和南京政府所派卫队问题上做文章，以达到阻挠班禅返藏的目的。这是因为英方认为：“英王陛下政府在中国本部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得她有必要使其在西藏的政策服从于她在中国的一般政策。任何可能被南京政府视为旨在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从而引起其敌意和怀疑的措施，均应予以避免。”（注：印度外交秘书致国务秘书（1935年6月28日），英国东方与印度事务部资料档案馆档案：L/P&S/12/4175，转引自【英】阿拉斯太尔·兰姆著：《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罗克斯福特出版社1989年，赫特福德，第242页。）
在班禅返藏问题上，南京政府虽然对英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但却不够坚决。1936年10月，当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K.Hugessen)向南京政府外交部转交噶厦政府反对中国政府卫队入藏的声明时，外交部以“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时常乐于直接通讯，何必多此转折”为由拒绝接受，但是后来又由蒙藏委员会收下了同一份文件。（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727页。）西安事变发生仅仅一周之后，英人就在拉萨宣扬蒋介石已经被共产党监视，中国已无希望，离间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南京政府竟无任何抗议或交涉之表示。至12月下旬，当英方就班禅返藏问题提出种种要求时，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举动非但不加驳斥，反而在拟就的复照中向英方表示：“中国政府不欲西藏有任何局势发生，致影响藏印边境之安宁。……不使因班禅喇嘛之回藏而在西藏境内引起任何纠纷，致令英国政府或印度政府因地理上之接近而感受何种不安也。”（注：《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362、367页。）
英国见南京政府态度软弱，于是得寸进尺。七七事变发生后，竟然提出倘若中国政府护送班禅返藏的仪仗队人藏，无论藏方意见如何，英方也不能同意。（注：《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第441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需要仰赖英、美的财政和武器援助进行抗战，只好下令班禅暂缓入藏。班禅大师羁留于青海、西藏交界处，抑郁成疾，1937年底在青海玉树圆寂。在中英之间关于班禅返藏的交涉中，英国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得逞，班禅大师赍[jī] 恨而终，西藏内部的一小撮亲英分裂势力也得以在日后不断坐大。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失去了自西南方面获得外援的唯一陆上通道，愈加需要开辞一条从印度到中国西南抗日后方的运输线，保证外援能够运抵中国内地。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地理上也与西藏更为接近。这些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萌生了相机解决西藏问题之念。（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在达赖十四世的寻访认定和坐床典礼过程中，西藏摄政热振曾与南京政府配合，使南京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有所恢复。但在亲英势力的压力下，达扎继热振出任摄政，西藏亲英势力抬头。1942年7月，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逼迫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该局联系，这无异于以中国中央政府为外国政府。部分上层贵族策动西藏独立的阴谋已经日益公开化，对于南京政府提出的筑路计划，噶厦也以种种借口表示坚决反对。为了制止西藏上层当中少数人的分裂活动，蒋介石部署军队在青藏交界处进行了一些集结和调动。当时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对于事态的发展变化，英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南京政府实际上无力在西藏推行政令的现状，符合其将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的愿望。英国政府不愿看到西藏地位的现状有所改变，不愿见到中国政府恢复辛亥革命以前在西藏有效地行使主权的局面，英国政府中的某些官员甚至想借中国抗日战争最为危急之际，压中方在西藏问题上作出让步。（注：罗家伦：《揭开中印间有关西藏问题内幕》，载包遵信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7册（边疆），台湾正中书局1997年版。）而另一方面，从印度向中国内地运送一定数量的战争物资，也同样符合英国支持中国抗战的既定政策，符合英国在亚洲维护其殖民体系的利益。因此，英国一面力劝噶厦同意经过西藏现有道路运输部分物资，（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81页。）一方面指示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青藏边境的军队调动表示关切。1943年5月初，薛穆约见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对于青藏边境的局势表示关切，要求南京政府承诺不会对西藏用兵。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在吴国桢的报告上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明确表示反对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第2850-2051页。）数日后，蒋介石在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的陪同下，召见西藏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阿旺坚赞，责令西藏同意修筑中印公路，同意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不经外交局仍照从前直接与噶厦接洽，并表示如果藏方不能做到，中央将派军队进藏。（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8页。）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展开了外交攻势。1943年3月，在华盛顿参加中、美、英三方会议的中国外长宋子文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了西藏问题，要求英国政府明确表态。当时，英国外交部中存在着一种不再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公开承认西藏独立的意见。1943年5月中旬，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和英属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在伦敦开会以确定英国的西藏政策。会议要点总结了在制订对藏政策时英国需加以考虑的四个基本因素：(1)英国有义务支持西藏”维护其实际上的自治”；(2)但英国不必在当前向西藏提供任何有效的物质支持，因为当其与中国结盟而共同进行一场更重要的战争时是不合时宜的；(3)此事势必会受到美国态度的影响，而美国的态度我们还不清楚；(4)我们不能给中国提供明显的借口，使其利用来反对我们重新控制缅甸、马来亚和其他地区。鉴于以上考虑，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现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如果中国要求承认西藏是其整体的一部分，则按以下原则予以答复：(1)绝不无条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2)指出西藏已经在实际上自治了30年并保持了这种自治；(3)申明英王陛下政府与印度政府除了希望保持同西藏的睦邻关系外，绝无任何野心；(4)重申英国的一贯态度是愿意在中国尊重西藏自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以上态度没有改变。（注：《西藏，5月18日印度事务部讨论会要点》，英国东方与印度事务部资料档案馆藏，L/P&S/12/4194。）
这次会议的要点，成为后来《艾登机密备忘录》的基本内容。在递交宋子文之前，艾登将该备忘录的内容通知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指示他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英国驻美大使于1943年4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通报英属印度政府对于西藏的地位和经由西藏运输战争物资的态度。英国政府借印度总督之口宣称：“印度政府一贯坚持西藏是一个……充分享有地方自治权的单独国家。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不是一个中国单方面所能决定的问题。……西藏有权与之谈判，而且如果需要，可以期待英国政府依据上述立场所给予的外交支持。”
美国政府于5月15日以国务院的名义复照英国驻美大使馆：“国务院感谢英国大使在其1943年4月19日的备忘录中将印度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惠告本政府。……关于西藏在亚洲的地位问题，承蒙英国政府善意地将其历来的态度予以说明。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以及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的组成部分等事实。本政府对于上述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美国政府相信，此时就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都是没有益处的。”（注：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1943年4月19日）；美国国务院致英国大使馆（1943年5月15日），载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626-630页。）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此次就西藏问题交换备忘录的详情至今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南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利用《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刚刚签订的有利时机，在西藏问题上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在围绕西藏的地位问题与英国进行的这一场斗争中，南京政府态度坚决，比较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