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达赖集团丑陋的分裂行径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西藏农业
农业在西藏经济中长时期占主导地位，历史悠久，农作物品种繁多。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由于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当时，在农区仍普遍使用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少数地方还保持着原始农业生产方式。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才逐渐发展起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农民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新式农具，培育优良品种，改进耕作制度，开展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西藏农业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及其支流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平原，有高原粮仓之称。1952年，西藏耕地面积16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5.5万吨。现有耕地超过23万公顷。农作物有青稞、冬小麦、春小麦、豌豆、蚕豆、马铃薯、油菜、甜菜。部分地区可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绿豆、花生、烟草、大白菜、菠菜、萝卜以及荞麦、鸡爪谷、南美蒜等。到199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已达到92.21万吨，比1952年增长6.5倍。油菜籽4.1万吨，约为1952年的18倍。2000年，全区粮食产量增为96.22万吨。
西藏农业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及其支流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平原，有高原粮仓之称。1952年，西藏耕地面积16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5.5万吨。现有耕地超过23万公顷。农作物有青稞、冬小麦、春小麦、豌豆、蚕豆、马铃薯、油菜、甜菜。部分地区可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绿豆、花生、烟草、大白菜、菠菜、萝卜以及荞麦、鸡爪谷、南美蒜等。到199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已达到92.21万吨，比1952年增长6.5倍。油菜籽4.1万吨，约为1952年的18倍。2000年，全区粮食产量增为96.22万吨。
“十二五”时期央企计划在藏投资800多亿元
最近，记者在西藏自治区发改委采访时获悉：“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进一步加大在西藏的投资力度。据介绍，目前，已有15家中央企业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订了各类战略合作协议，11家中央企业承担了《“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中的41个重要项目，“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计划在藏投资800多亿元。
据了解，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企业援藏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已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以建设西藏、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目标，全面开展中央企业与西藏战略合作，提高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从1994年开展对口援藏工作到2011年底，广大中央企业以建设、发展、繁荣、稳定西藏为己任，为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重大贡献。
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在西藏累计投入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抗灾救灾、人才培训无偿捐赠行业扶持等方面无偿援助资金50多亿元，其中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16家央企累计落实对口援藏项目976个，投入对口援藏资金18.28亿元。央企在西藏电力水利通信能源矿产旅游等行业累计投资400多亿元，承建铁路、公路基建通信水利水电、资源勘探等各类项目合同总额240多亿元。
“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还将帮助西藏加快培育发展旅游业、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强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和促进西藏各类企业共同发展；参与和支持西藏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在投资开发建设中，切实保护好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
据了解，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企业援藏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已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以建设西藏、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目标，全面开展中央企业与西藏战略合作，提高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从1994年开展对口援藏工作到2011年底，广大中央企业以建设、发展、繁荣、稳定西藏为己任，为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重大贡献。
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在西藏累计投入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抗灾救灾、人才培训无偿捐赠行业扶持等方面无偿援助资金50多亿元，其中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16家央企累计落实对口援藏项目976个，投入对口援藏资金18.28亿元。央企在西藏电力水利通信能源矿产旅游等行业累计投资400多亿元，承建铁路、公路基建通信水利水电、资源勘探等各类项目合同总额240多亿元。
“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还将帮助西藏加快培育发展旅游业、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强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和促进西藏各类企业共同发展；参与和支持西藏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在投资开发建设中，切实保护好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藏族人民希望国家稳定 拥护民族团结
拉萨“３·１４”打砸抢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四位藏学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藏族人民与其他５５个民族的人民
一样，都希望国家稳定，拥护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藏区民众在多民族互补的经济生活中获益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说，包括西藏在内的各藏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藏族聚居区。藏民是牧民，必须依靠农业生存，汉族种粮，藏族牧民有畜
产品，而回族善于经商，在他们中间起到沟通的作用。因此，藏民在经济生活中，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互补关系。
扎洛指出，正是在这种经济生活形态中，藏族农牧民的增收渠道也不断拓宽。根据中国社科院西藏经济发展课题组深入藏区１２０多个村子的调研，除了占主
体地位的农牧业收入，西藏农牧民正在通过采集业、服务业等获得收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藏区牧民不再仅仅为食用而饲养牲畜，而是饲养并销售短期育肥羊。青藏铁路通车后，针对西藏农产品在内地旺销的情况，西藏农
民开始集中种植、加工市场利润高的农产品。近年来，随着冬虫夏草和松茸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在西藏林区，特别是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采集业也增加了农牧
民的货币收入。
扎洛在调研中发现，中央政府近年来在西藏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大，吸纳了当地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一开始看不懂图纸，但经过学习，都可以很熟练地盖
起楼房。”
此外，西藏确定旅游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使藏民可以利用传统民族文化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不仅旅游服务和民俗表演为西藏不少农牧民带来就业
机会，一些以传统手工艺而闻名的寺院和其周边地区都从中受益。以西藏昌都县嘎玛寺为例，当地很多人都到四川阿坝和甘孜地区从事佛像雕刻、房屋建筑等。
针对很多外国媒体关心的西藏农民是否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问题，扎洛说，藏族人的就业机会不仅在传统行业没有受到影响，还在新兴行业中得到了拓
展。“藏族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中有很多藏族的企业家，也有很多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为他们打工。”
扎洛强调，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员的交流和往来非常频繁，西藏也不例外。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文化上的冲突和相互适应不可避免，但多元文化共
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有人都要学会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处。
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针对外国记者提出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介绍说，藏传佛教至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历史，分为很多教派，
主要有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和格鲁等五大教派。格鲁派有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转世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格鲁派自１５世纪初产生开始，其活佛转世系统就有自己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五世达赖以后，每一世达赖的产生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廉湘民说：“既然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有一整套的仪轨和历史定制，我们就要充分尊重。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不愿假设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去世。至于将来怎么
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看看广大信教群众的愿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中央党校教授胡岩说，达赖所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很多僧人在历史上参与了抗击英国入侵西藏的斗争。在西藏和平解放过
程中，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很多爱国的高僧大德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四川甘孜的格达活佛因为入藏劝和，被西藏少数反动分子毒死在昌都，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国目前规定僧人要接受完国民义务教育再进寺院。但由于藏区很大，并非所有的僧人都可以接受完国民教育再进入寺院。胡岩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达赖喇嘛仍然在影响一些大寺的僧人，特别是一些年轻僧人。这些僧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西
藏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把西藏人民为实现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告诉他们。
“按照我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传佛教的黄教和中国其他各个宗教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美好的前途。” 胡岩说，“但各个宗教也要依照法律适应
我国的社会制度。其他出路恐怕是没有的。”
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将遭到西藏各族人民强烈反对
针对西藏一些僧侣在“３·１４”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廉湘民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表达政治诉求应通过合法手段，中国法律对游行示威活动有明
确的规定。如果僧人们确实通过法律程序才采取这一行动，那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但如果没有通过法律程序，那就说明这是非法活动。
廉湘民指出，西藏的政教合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会遭到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根据他对１９４７年
的西藏历史所做的研究，在当时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统治下，西藏地方政府把曾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热振活佛害死，引起了拥护热振活佛的一些色拉寺僧人的不满
和抗议，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军队包围了色拉寺，对寺院造成破坏。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会造成许多悲剧。”廉湘民说，在世界上，政教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西藏政教合一的时代也早已过去，西藏的政教分离是历
史的进步，而十四世达赖丹增加措现在还搞政教合一，这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是相违背的。
廉湘民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却经常说要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无论是在1959年以前还是1959年流亡国外后，都长期作为一个政
教合一的人物，不仅从事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活动。
“为什么一个宗教人士不安心宗教活动，而热心于政治活动呢？”廉湘民说，“我们希望宗教人士就从事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可以留给政治家去承担。”
“我愿意看到宗教人士在寺庙里学习佛教经典，继承藏传佛教的良好传统，我也很希望和藏传佛教人士探讨学术问题。但是对像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的格鲁派
僧人大量参加政治活动，我是不敢苟同的。”廉湘民说。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说，“３·１４”事件确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达赖集团始终要坚持西藏独立，坚持进行分裂活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
视。
喜饶尼玛说，搞西藏独立的人或搞分裂的人不会在“３·１４”事件后就此罢手，他们还有可能搞其他活动，继续坚持分裂活动，因此与他们的斗争将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而斗争的复杂性在于，一些西藏独立或分裂分子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实际上这并不是民族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涉及国家安宁和统一的
问题。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５６个民族的人民都要为国家的统一、完整、稳定作贡献，任何人搞独立、分裂，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人民都不
会答应。
一样，都希望国家稳定，拥护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藏区民众在多民族互补的经济生活中获益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说，包括西藏在内的各藏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藏族聚居区。藏民是牧民，必须依靠农业生存，汉族种粮，藏族牧民有畜
产品，而回族善于经商，在他们中间起到沟通的作用。因此，藏民在经济生活中，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互补关系。
扎洛指出，正是在这种经济生活形态中，藏族农牧民的增收渠道也不断拓宽。根据中国社科院西藏经济发展课题组深入藏区１２０多个村子的调研，除了占主
体地位的农牧业收入，西藏农牧民正在通过采集业、服务业等获得收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藏区牧民不再仅仅为食用而饲养牲畜，而是饲养并销售短期育肥羊。青藏铁路通车后，针对西藏农产品在内地旺销的情况，西藏农
民开始集中种植、加工市场利润高的农产品。近年来，随着冬虫夏草和松茸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在西藏林区，特别是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采集业也增加了农牧
民的货币收入。
扎洛在调研中发现，中央政府近年来在西藏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大，吸纳了当地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一开始看不懂图纸，但经过学习，都可以很熟练地盖
起楼房。”
此外，西藏确定旅游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使藏民可以利用传统民族文化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不仅旅游服务和民俗表演为西藏不少农牧民带来就业
机会，一些以传统手工艺而闻名的寺院和其周边地区都从中受益。以西藏昌都县嘎玛寺为例，当地很多人都到四川阿坝和甘孜地区从事佛像雕刻、房屋建筑等。
针对很多外国媒体关心的西藏农民是否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问题，扎洛说，藏族人的就业机会不仅在传统行业没有受到影响，还在新兴行业中得到了拓
展。“藏族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中有很多藏族的企业家，也有很多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为他们打工。”
扎洛强调，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员的交流和往来非常频繁，西藏也不例外。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文化上的冲突和相互适应不可避免，但多元文化共
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有人都要学会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处。
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针对外国记者提出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介绍说，藏传佛教至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历史，分为很多教派，
主要有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和格鲁等五大教派。格鲁派有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转世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格鲁派自１５世纪初产生开始，其活佛转世系统就有自己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五世达赖以后，每一世达赖的产生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廉湘民说：“既然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有一整套的仪轨和历史定制，我们就要充分尊重。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不愿假设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去世。至于将来怎么
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看看广大信教群众的愿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中央党校教授胡岩说，达赖所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很多僧人在历史上参与了抗击英国入侵西藏的斗争。在西藏和平解放过
程中，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很多爱国的高僧大德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四川甘孜的格达活佛因为入藏劝和，被西藏少数反动分子毒死在昌都，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
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国目前规定僧人要接受完国民义务教育再进寺院。但由于藏区很大，并非所有的僧人都可以接受完国民教育再进入寺院。胡岩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达赖喇嘛仍然在影响一些大寺的僧人，特别是一些年轻僧人。这些僧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西
藏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把西藏人民为实现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告诉他们。
“按照我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藏传佛教的黄教和中国其他各个宗教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美好的前途。” 胡岩说，“但各个宗教也要依照法律适应
我国的社会制度。其他出路恐怕是没有的。”
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将遭到西藏各族人民强烈反对
针对西藏一些僧侣在“３·１４”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廉湘民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表达政治诉求应通过合法手段，中国法律对游行示威活动有明
确的规定。如果僧人们确实通过法律程序才采取这一行动，那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但如果没有通过法律程序，那就说明这是非法活动。
廉湘民指出，西藏的政教合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会遭到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根据他对１９４７年
的西藏历史所做的研究，在当时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统治下，西藏地方政府把曾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热振活佛害死，引起了拥护热振活佛的一些色拉寺僧人的不满
和抗议，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军队包围了色拉寺，对寺院造成破坏。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会造成许多悲剧。”廉湘民说，在世界上，政教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西藏政教合一的时代也早已过去，西藏的政教分离是历
史的进步，而十四世达赖丹增加措现在还搞政教合一，这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是相违背的。
廉湘民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却经常说要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无论是在1959年以前还是1959年流亡国外后，都长期作为一个政
教合一的人物，不仅从事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活动。
“为什么一个宗教人士不安心宗教活动，而热心于政治活动呢？”廉湘民说，“我们希望宗教人士就从事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可以留给政治家去承担。”
“我愿意看到宗教人士在寺庙里学习佛教经典，继承藏传佛教的良好传统，我也很希望和藏传佛教人士探讨学术问题。但是对像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的格鲁派
僧人大量参加政治活动，我是不敢苟同的。”廉湘民说。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说，“３·１４”事件确实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达赖集团始终要坚持西藏独立，坚持进行分裂活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
视。
喜饶尼玛说，搞西藏独立的人或搞分裂的人不会在“３·１４”事件后就此罢手，他们还有可能搞其他活动，继续坚持分裂活动，因此与他们的斗争将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而斗争的复杂性在于，一些西藏独立或分裂分子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实际上这并不是民族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涉及国家安宁和统一的
问题。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５６个民族的人民都要为国家的统一、完整、稳定作贡献，任何人搞独立、分裂，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人民都不
会答应。
达赖集团如何煽动自焚（一）
达赖集团煽动自焚的行为引起国内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也引起一些境外媒体，包括一贯并不对中国说什么好话的媒体的反思和质疑，广大网民对达赖集团的反人
类罪行予以严厉谴责。迫于压力，达赖在3月10日达兰萨拉举行的集会上噤口不言，“流亡政府”新头目出面辩解说“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一贯不鼓励这
类
激烈行为”。但就在这个集会上，伪议会发表声明称，“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燃烧一个人的身体，是经过充分考虑和充满信念的，包括彻底地对自我的深思
熟
虑、信念和勇气，尤其是当一个人的动机是通过牺牲自我为他人谋取利益”。毫无疑问，这是对自焚行为的赞美和鼓励，而且代表了在场的达赖本人的意图。笔
者
简单翻看了一下手头的资料，把近期达赖及其集团煽动自焚、境外媒体对自焚行为的谴责和广大网民对达赖集团的愤慨分别摘录下来，立此存照。
2011年10月19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为自焚人员举办了一场法会，并带头绝食一天，以表示对自焚行为的支持，给自己的小集团鼓劲打气。此后达
赖和他身边的人鼓吹自焚的论调更加高了，更加肆无忌惮。
11月3日达赖集团“白玉网”报道，“藏青会”头目称，“藏人的这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是非暴力运动的终极体现，藏青会认为他们的牺牲相当有价值”。
11月10日，德国之声、台湾“中央社”和“西藏流亡政府网站”等众多媒体报道，达赖驻台湾代表称，“从佛教的角度，像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殉教的
行为，是一种非常崇高、利他的奉献行为。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的行为并不违背佛法，是一种奉献精神”。“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更发表文章为自焚
炮
制理论依据，称自焚“并不违反宗教教义”，“自焚是菩萨行”。
11月11日，在境外的格尔登活佛接受邪教“法轮功”媒体的专访称，“自焚行为是为了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是佛教提倡的利他精神。”
11月17日，“流亡政府”新头目在达兰萨拉向媒体表示，“西藏问题始终没有突破，因此我理解藏人的挫折感，特别是很多年轻藏人希望有更直接、更速
解的方法”，企图以策划更多自焚行为达到“突破”的目的。
2012年2月23日法国“十字架报”报道，“支持达赖喇嘛政治斗争组织”的一个外国创始人宣称，“自焚被视为光明的祭品，以期使人类从无知中得以
净化并帮助其走上智慧与觉悟之路”，“自焚是爱与和平的行动”。
达赖集团极力制造美化、鼓动自焚的舆论氛围，一个直接目的是拿无辜人员的生命作赌注，企图让西亚、北非那样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发生。去年11月18日
达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表示：藏人使用自焚这种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支持阿拉伯之春，但却用和缓得多的语气与中国对话”，公然挑唆西
方
国家用更激烈手段反对中国。秉承达赖的旨意，“流亡政府”新头目起劲地鼓噪，11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上就自焚事件表态，“给予选择壮烈牺牲的西藏青年
男
女支持”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们的牺牲或苦难绝不会白白的浪费。身为政治领导人的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放大这些悲伤和苦难的声音”。11月24日
他
在挪威“晚邮报”直接了当招认，“自焚僧人可能是受了突尼斯有关事件的启发，希望以此推动西藏发生同样的事情”。11月29日他在法国“解放报”上
说，“自焚行动是为了捍卫西藏和西藏人民”，“如果中国从西藏撤出军队，自焚行为将会立刻停止”。今年2月13日和14日，他又连续通过“多维新闻
网”、“美联社”发言，“敬佩这些人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自己的肉身作为火炬点燃”，“或许这种形式的行动（自焚）能够引起外界对西藏人民苦难的关
注。”
类罪行予以严厉谴责。迫于压力，达赖在3月10日达兰萨拉举行的集会上噤口不言，“流亡政府”新头目出面辩解说“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一贯不鼓励这
类
激烈行为”。但就在这个集会上，伪议会发表声明称，“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燃烧一个人的身体，是经过充分考虑和充满信念的，包括彻底地对自我的深思
熟
虑、信念和勇气，尤其是当一个人的动机是通过牺牲自我为他人谋取利益”。毫无疑问，这是对自焚行为的赞美和鼓励，而且代表了在场的达赖本人的意图。笔
者
简单翻看了一下手头的资料，把近期达赖及其集团煽动自焚、境外媒体对自焚行为的谴责和广大网民对达赖集团的愤慨分别摘录下来，立此存照。
2011年10月19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为自焚人员举办了一场法会，并带头绝食一天，以表示对自焚行为的支持，给自己的小集团鼓劲打气。此后达
赖和他身边的人鼓吹自焚的论调更加高了，更加肆无忌惮。
11月3日达赖集团“白玉网”报道，“藏青会”头目称，“藏人的这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是非暴力运动的终极体现，藏青会认为他们的牺牲相当有价值”。
11月10日，德国之声、台湾“中央社”和“西藏流亡政府网站”等众多媒体报道，达赖驻台湾代表称，“从佛教的角度，像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殉教的
行为，是一种非常崇高、利他的奉献行为。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的行为并不违背佛法，是一种奉献精神”。“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更发表文章为自焚
炮
制理论依据，称自焚“并不违反宗教教义”，“自焚是菩萨行”。
11月11日，在境外的格尔登活佛接受邪教“法轮功”媒体的专访称，“自焚行为是为了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是佛教提倡的利他精神。”
11月17日，“流亡政府”新头目在达兰萨拉向媒体表示，“西藏问题始终没有突破，因此我理解藏人的挫折感，特别是很多年轻藏人希望有更直接、更速
解的方法”，企图以策划更多自焚行为达到“突破”的目的。
2012年2月23日法国“十字架报”报道，“支持达赖喇嘛政治斗争组织”的一个外国创始人宣称，“自焚被视为光明的祭品，以期使人类从无知中得以
净化并帮助其走上智慧与觉悟之路”，“自焚是爱与和平的行动”。
达赖集团极力制造美化、鼓动自焚的舆论氛围，一个直接目的是拿无辜人员的生命作赌注，企图让西亚、北非那样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发生。去年11月18日
达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表示：藏人使用自焚这种手段，是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支持阿拉伯之春，但却用和缓得多的语气与中国对话”，公然挑唆西
方
国家用更激烈手段反对中国。秉承达赖的旨意，“流亡政府”新头目起劲地鼓噪，11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上就自焚事件表态，“给予选择壮烈牺牲的西藏青年
男
女支持”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们的牺牲或苦难绝不会白白的浪费。身为政治领导人的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放大这些悲伤和苦难的声音”。11月24日
他
在挪威“晚邮报”直接了当招认，“自焚僧人可能是受了突尼斯有关事件的启发，希望以此推动西藏发生同样的事情”。11月29日他在法国“解放报”上
说，“自焚行动是为了捍卫西藏和西藏人民”，“如果中国从西藏撤出军队，自焚行为将会立刻停止”。今年2月13日和14日，他又连续通过“多维新闻
网”、“美联社”发言，“敬佩这些人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自己的肉身作为火炬点燃”，“或许这种形式的行动（自焚）能够引起外界对西藏人民苦难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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